“自由言论”不等于“言论自由”-卦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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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评论文章，一石激起三层浪，引起华人世界的强烈不满。提起“亚洲病夫”一词，华人脑海中回想起中国清末萎靡不振的政治社会，以及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漫长岁月。

由于作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文化敏感性的不足，使得该文被批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不仅如此，文中一系列“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 Fallacy）的推测更与学术精神背道而驰，使作者遭到广泛批评。

诚然，“言论自由”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更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然而，在日益多元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亚洲病夫”的另类声音是否应被允许存在？“言论自由”又是否应有明确的边界，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厘清问题的关键在于辨别“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与“自由言论”（speak freely）之间的区别。

游离于道德框架之外的“自由言论”是对“言论自由”的不负责任与滥用。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不承担后果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 does not mean freedom of consequences）。

乍看之下，“自由言论”与“言论自由”在字面上并无分别，但细致观待，不难发现两者的微妙区别在于“言论”和“自由”，在上述两个词汇中所扮演的角色孰轻孰重。“自由言论”的重点在于自由，而“言论自由”的本意在于“言论”。

“言论自由”之所以得到我们的重视，是因为语言具有改变社会的价值。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写道：“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语言作为人类沟通的媒介，自然成为人们政治表达的渠道。因而，“言论自由”有利于给予人们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从而形塑社会的面貌，改善大众的生活。反之，压制“言论自由”则只会导致民怨的积累与社会的动乱。

这一点不仅得到古希腊学者们的重视，更为东方的圣哲们所承许。如《国语·周语上》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可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般地限制“言论自由”只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然而，不幸的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之下，人们往往将“自由言论”与“言论自由”混淆为一。对于“自由言论”的过度重视，使得许多社会只关注形式上的自由，而忽视了言论的本意。因而，社会上的许多非建设性批评（destructive criticisms）、种族主义言论、虚假信息，都被“言论自由”堂而皇之的面纱所掩盖。

疫情当前，当辱华事件在“言论自由”的“真理”下频频发生，我们理应铭记“《沙尔利周刊》事件”（Charlie Hebdo Incident）的前车之鉴，莫使“言论自由”沦为“流氓的避难所”。

诚如已故新加坡开国元勋李光耀先生所言：“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须无条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应该自由，那么他们就应该拥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到时候，没有法律应该容让民主进程流产。”

就如同完全自由的市场从不曾存在，一味奉行西方意义上绝对的“自由言论”只会剥夺“言论自由”的真实价值。社会的规范，是“言论自由”的产物。而社会也必须回过头来规范“言论自由”，使“言论自由”体现其真实价值——建设性批评（constructive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