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三大战之一：中美冷战-卦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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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国《世界报》刊文指出，2020年刚开始，阴暗的前景已立马在眼前，中东热战、中美冷战以及人类引发的内战成为世界最大的威胁。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也是不平静的一年。

在2020年第一周，特朗普政府先后针对人工智能软件出口、荷兰对华出售芯片制造技术（光刻机）采取抑制和打压措施，以期将敏感技术排除在中国等竞争对手的控制之外，不断推动中美冷战的演变，中美大国关系进入复杂期。

大国竞争时代的归来和技术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中美在技术、贸易、军事等领域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

首先是大国竞争时代的归来。大国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战略）抵触。随着美国试图将中国拉入西方国际体系，将其塑造成为“利益攸关者”战略的失败，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到过去的做法只是一厢情愿。同时，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增大，进而促成美国对“修昔底德陷阱”到来的恐惧。双方政治体制的异质性更加催化了中美关系的对抗性。

第二，经贸压力。虽然美国保持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乏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断压缩美国的相对优势。同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面临严重经济下行压力，迫切需要扩大贸易。美国“美国优先”与中国“扩大出口”两者出现内生性矛盾。

第三，文明冲突。“文明的冲突”是特朗普政府继2018年《战略安全报告》《国防战略摘要》《核武态势报告》三份报告，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大国”，以及美国《世界威胁评估报告》直指中国是“意识形态敌人”之后，进一步将中国描述为文明冲突的主要对手。

第四，实力趋衡。根据沃尔特“威胁平衡论”（影响威胁的水平取决于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实力崛起、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建设等，都是对美国国际秩序现状的破坏，美国不行动将失去遏制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其次是技术要素在推进国家能力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技术要素在国家能力增长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人工智能对传统行业的颠覆、新兴科技对国家实力的重新赋能，再次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要素作用。中国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纳米物理等领域的突破甚至主导作用，引起美国的焦虑和恐慌。特朗普政府先后通过制裁中兴、华为，以期将敏感技术排除在中国等竞争对手的控制之外。

第二，增强国家区域拒止和全球介入能力。韩国“萨德事件”深刻警惕中国，美国通过技术手段对中国的战略围困。因此，中国必须发展前沿技术，开发反弹道导弹，建设战略性航母平台，不断增强国家的区域拒止和全球介入能力。中美在区域和全球的博弈引发两国的战略对抗。

第三，应用于军事和政府目标。美国制裁华为、中兴，并将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八家中国公司加入黑名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认为中国企业具备中国政府背景，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后门操作等不公平方式超越、对付美国。

未来美国对中国科技、军事、贸易的战略遏制将不断加码，中国必须予以战略重视。

第一，前车之鉴，全面审查技术问题。目前，美国对华战略遏制主要集中在科技、军事、贸易等领域，后期制裁范围难以确定。2019年“荷兰光刻机事件”足以引起我们对高精尖领域的短板教训。同时，必须全面反思其他领域的掣肘。

将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主要集中在中国具备国际领先优势（航天、导航、人工智能等）、部分领先优势（军备、手机等）以及未开发领先优势（芯片、新能源、电脑/手机系统）等方面。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全面审查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前攻克技术难点。

第二，加强与《瓦森纳协定》成员国的对话和协商。签约《瓦森纳协定》的43国大部分为西方国家，手中都握有关键核心技术。2008年，捷克拟向中国出口“无源雷达设备”时，美国便利用《瓦森纳协定》施压捷克，迫使其停止交易。

为防止美国再次重演该手段，中国须要提前布局、规划和风险评估，加强与《瓦森纳协定》成员国的对话和协商，避免其他成员国加入美国对华的战略围堵联盟。同时，加强对技术转换和替代的国家方案研究。

第三，军民技术转化、垄断领域开放，激发民营企业的技术活力。目前中国的技术存在“国营在高层、民营在基层”的技术现状。中国的航天火箭、载人登月等技术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国内民营火箭等领域虽有起色，但是相比西方的模式和成就依然逊色。

马斯克旗下公司对太空运载、无人车驾驶领域的推动和引导可成为中国借鉴的模板。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巨头完全具备开发新技术和引领新技术的能力，它们将成为促进中国技术发展和追赶的新生力量。

第四，自研标准和资金投入。中国目前的技术来源模式主要是“复制－跟随－利用”，破除“卡脖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大资金投入，实现自我研发，确定自己先进的技术和标准。

在这方面，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载人航天”和“北斗组建”项目。美国对华技术垄断和贸易要求都体现出中国对他国标准“路径依赖”的技术短板。无论是针对技术发展，还是贸易往来，中国都需要一套去“西方化”的国际标准，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