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戴着口罩的华人女士在纽约中央火车站，被辱骂为“病人”，还被殴打；一名华裔英籍作家在伦敦上地铁，旁边座位的人一蹦老高，大喊“我可不要挨着冠状病毒”。罗马许愿泉旁的咖啡店挂出了“所有来自中国的人禁止入内”的牌子；越南富国岛的美甲沙龙橱窗贴着“因为冠状病毒，我们不接受中国客人”；香港一家餐饮连锁店在面簿页面宣称只接受说粤语和英语的顾客，几乎等同于赤裸裸的“内地人免进”。
由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暴发和蔓延，最近一段时间，全球越来越多华人，甚至很多时候连同其他亚裔都感受到日渐升温的敌意与排斥。尽管多家国际新闻机构报道并批评了这样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在为恐慌火上浇油。一家法国的地区性报纸发表了以《黄祸》为题的头条新闻；一家美国主流报纸刊登了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这些贬低性的词汇，对于一代代华人来说再熟悉不过。它们代表着近代百年历史给这个族群刻下的，有着深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的屈辱烙印。1972年上映的电影《精武门》中再现了1910年代的上海滩，连年战乱、生灵涂炭、内外交困的中国备受欺凌，李小龙脚踢侮辱匾额，那句“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的吼声，成为多少人的集体记忆。
在美国，“病夫”这样的词语，同样呼应了大规模民权运动之前，充斥着针对有色人种系统性种族歧视的社会氛围。在1854年的《纽约论坛报》上，华人被描述为“超出你认知范围的不文明、不洁净和污秽”。“中国佬，中国佬，吃死耗子，吃死耗子！嚼下去，嚼下去，就像啃姜饼！”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儿童经常哼唱的儿歌，还曾出现在美高梅电影《火树银花》之中。
悲哀的是，近百年时光过去，类似的所谓表现中国人“怪诞肮脏”饮食习惯的惊悚“爆款”内容，依然在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去认真核查验证者却寥寥无几。其中，最新的例子就是疫情暴发后，一名中国网络女主播大啖蝙蝠汤的视频广为传播，成了所谓源头的标志。
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被认为是病毒传播的原发地，目前的主流推断是那里进行野生动物交易，造成病毒由蝙蝠传播给人类。于是两相印证，“中国人爱吃蝙蝠”似乎成为了“有图有真相”的事实。
实际上，那段视频非但与武汉毫无关系，它甚至不是在中国拍摄的。那是网络女主播2016年在太平洋岛国帕劳拍摄的旅行节目，蝙蝠汤是当地吸引游客的一道招牌“黑暗料理”，就连蔡英文也尝试过。这种小众的新奇旅行，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著名旅游美食节目主持人伯尔顿（Anthony Bourdain）尝鲜猎奇的程度，并没有太大区别。
偏见往往会导致对于一个群体的盲目恐惧和排斥恶化。事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痴迷野味，也没有比全世界大多数族群更恶劣糟糕的卫生习惯。同时，单单责怪饮食选择似乎也很难解释许多其他的公共卫生传播事件，例如2009年的猪流感，源头就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猪。
当然，目前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发现冠病确诊病例，对于一种完全未知、传染性极强的神秘疾病感到警惕完全可以理解，但必须指出，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也是疫情受害者，而非元凶。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愈演愈烈的排华情绪来自于对中国这样一个威权主义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短期崛起的警惕。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军事及地缘政治等层面的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强势，使得区域周边邻国和西方战略对手都感到了压力与不安。不幸的是，这种对于政权和国家的警惕溢出到普通中国人身上，一些人进而演变为种族歧视乃至仇恨。新近的冠病疫情只是为早已隐隐加温的火苗加了把猛油罢了。
最近两年，不少在西方工作学习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都感觉到“新冷战”味道的这股暗流。中国留学生被贴上“人人是间谍”的标签，很多人走在街上会被大喊“滚回中国”。最近一名在美国东岸一所高校任教的中国教授坦言，如果一名在美学者持有一本“红色护照（中国护照）”，似乎其身份、观点和行动就立即变得可疑了。
误解和刻板印象源于不了解和不愿了解。事实上，此刻的中国尽管遭受疫情和由之带来的经济社会运行骤然停滞的痛苦冲击，大量的普通人却在坚强地尽一切努力抗击和互助。人们捐献最急需的医疗物资，帮助有家难回的湖北人安置栖身，在微博微信转发各种求助信息，为病患寻找治疗机会。
工人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仅仅用十余天时间建设起两座过千床位的大型医院。医护人员奔赴一线，为了更好利用防护装备甚至穿着纸尿裤，不喝水不吃饭尽量一次工作更久一些。更重要的是，包括医生、科学家、记者在内的专业人士，与普通网民一起监督官员，问责红十字会，要求信息透明公开，一点一滴推动社会的进步。
病毒的传播不会止于肤色、国籍和所说的语言。从沙斯到中东呼吸综合征，从猪流感到伊波拉，如同这个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的其他任何患者一样，中国人同样值得获得国际社会的共情、尊重与支持。认为所有来自一个群体的成员都对病毒蔓延有“原罪”的思维，只会阻止我们实现共同的目标——战胜疫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多智慧的一句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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