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提名的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20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现出相当强硬的姿态，虽说这是美中关系紧张对立状态下并不出人意料的表现，但人们不禁还是会有疑虑：难道伯恩斯要去北京当“鹰派”大使吗？
在听证会上开场陈词时，伯恩斯首先对美中关系做了定义：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我们将与中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将在符合我们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合作······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将在必要的地方挑战中国。”
这种定义算是中规中矩，符合拜登政府的基调，尤其是他将3C（competition，cooperation，confrontation）的第三方面，从原来的“对抗”（confrontation）改成“挑战”（challenging），似乎与近期拜登政府立场微调相一致。
接着伯恩斯就在一系列问题上指责中国，包括在经贸投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中印边界争端、中越中菲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日在东海争端，以及涉及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议题上，他不仅将主权争端摩擦完全归咎于中国，甚至依然主动以“种族灭绝”来形容新疆，并称中国大陆对台行动“令人反感”。
在接受质询的部分，伯恩斯更是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一面。在中美关系最敏感、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面对四位国会参议员的质询，伯恩斯抛弃了原先美国职业外交官传统的迂回婉转的官式回答，大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有责任加大对台军售，并在西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威慑力。他甚至露骨地将之称为“一个中国政策的旗号或保护伞下”，阻止大陆动武，帮助台湾自卫的“最佳方式”。
中方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础，而一中原则的基石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虽然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美方自行添加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但在官式回应中基本上都会带上“三个联合公报”，尽管近两年来美方经常将“台湾关系法”摆在了三个联合公报之前。
全场听证会涉及台湾议题时，伯恩斯不下十次提到“台湾关系法”，偶尔提到“一中政策”，却没有提到“三个联合公报”，唯一提到的却是“三项联合声明”（three joint statements）。伯恩斯上世纪90年代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后来又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不可能不清楚美国官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式表态，但他依然自创“三项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和约束性，远低于“联合公报”，这是任何有国际关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
作为要去北京赴任的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伯恩斯在最敏感、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大谈“台湾关系法”，不提“三个联合公报”，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尽管伯恩斯在听证中再三表示寻求与北京的“有效沟通渠道”，负责任地管理竞争，避免误解误判，减少意外冲突的风险，最重要的是维持和平，但以伯恩斯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美方不可能与中方进行有效沟通，反而很容易引发误解误判。谁都知道，台湾是美中冲突最可能的引爆点，如果伯恩斯的表态代表着拜登政府的立场，则台湾问题更加危险了。
在听证会上，伯恩斯还端出了另一个词——“奥林匹亚神力”（Olympian power）。他说，“中国不是奥林匹亚神力（The PRC is not an Olympian power）”，中国是有许多力量，但也面临诸多挑战；美国对自己的力量和优势应当有信心。既不要夸大中国的实力，也不要低估美国的实力，“我们需要的是自信”。
伯恩斯这番话貌似有道理，美国确实不要夸大中国实力，也不要低估美国自己。这样美国就不至于夸大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国内制造“红色恐惧”情绪，进而激化两国摩擦。但是从伯恩斯的语境看，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而且他再三强调，同盟关系是美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中国所没有的力量，要联合盟友和伙伴一起对付中国。
大使的重要工作本来就是要促沟通、促合作、促交往，然而在这场听证会中，伯恩斯除了在开场白中表示“将在符合我们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包括气候变化、禁毒、全球健康和核不扩散等方面；在尊重美国法律的前提下，保持两国人民，包括学生、学者、外交官和记者之间的接触对我们有利”之外，基本上没有就如何促进合作和加强人文交往做表态。这当然是因为议员没有问到，也可能是因为伯恩斯在这些方面刻意保持低调。
从洪博培到骆家辉，从博卡斯到布兰斯塔德，记者10多年来采访过多位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审议听证会，伯恩斯此次的表现是最强硬的。以前的大使人选，不是“中国通”就是华人，或是有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的政治家，人们曾经对他们去开展对华建设性关系寄予期待。而今，作为往往应以“鸽派”面目示人的资深职业外交官，伯恩斯展示的却是“鹰派”姿态，如何能去中国做他所说的“与中国领导层的有效沟通”呢？
或许，在对华“鹰派”成群的国会山，伯恩斯不得不做出强硬姿态，否则他就过不了关，这是美中关系的现实反映，毕竟时代不同了。
伯恩斯说：“与10年或20年前相比，我们的关系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我和大多数前美国大使谈过这一点。我们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必须有与中国人合作的沟通渠道。”伯恩斯深知沟通的重要，他甚至希望美国国会议员在疫情过后要多到中国访问，并希望两国元首能够保持经常性的通话。
只是，在拜登政府决意完全以竞争来定义美中关系的今天，本来应当作为美国利益维护者、美国立场沟通者、美中摩擦缓冲者、美中交往促进者的驻华大使，如果伯恩斯真的以在国会山上展示的“鹰派”姿态在北京展开工作，只维护美国利益，传达美方立场，不缓和双方矛盾，不促进合作交往，美中关系就真的可能像他的哈佛同事约瑟夫·奈所说的－－像“梦游者”般走向与中国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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