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于2016年开业，并迅速成为一家主要的多边开发机构。如今，它的目标是到2021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型基础设施融资机构。但是，亚投行首先必须在及时公开披露所涉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方面加大力度。
目前，亚投行有82个成员国，还有21国预计很快将加入。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公然违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政府，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它们的决定是中国的一次外交胜利，证明了其分化传统联盟的能力。美国和日本仍然还未加入。
欧洲国家的加入，帮助亚投行建立了国际信誉，并获得AAA信用评级。这让该行与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并驾齐驱，并使其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募集更多资金，以增加其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
欧洲各国政府决定加入亚投行的理由，是它们能让亚投行采用最高的国际标准，首先是在发布关键项目文件方面制定明确、有时限的规则。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一项投资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就会太迟披露，以致无法及时采取有意义的缓解措施。
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如出口通道、发电厂和大坝，无一不会带来很高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它们与腐败和公共债务水平的升高也往往脱不了关系。它们的影响可以改变整个区域，影响无数社区，并导致气候变化和不可逆转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透明度与公共参与，对于管理这些项目的风险至关重要。然而，亚投行的推动力量和最大股东中国政府，在没有制衡的政治环境中运行。它日益加强对国内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权甚至公共卫生的捍卫者，让他们无从发声。
此外，亚投行采取了重“效率”的治理模式。根据亚投行所谓的“问责框架”，代表成员国的董事会，把与项目融资有关的更多决定权授予亚投行行长。
一开始，亚投行主要是参与其他多边贷款人的投资，所以采用了牵头银行（lead bank）的政策。但是，亚投行将按照自己的规则，逐渐发展自己的贷款渠道，目标是成为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它将瞄准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及亚洲。
亚投行在透明度和信息公开方面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其2018年的《信息披露政策》（Policy on Public Information，简称PPI）和去年修订的《2016年环境与社会保障框架》（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简称ESF）。2020年9月，亚投行公布了经修订的ESF草案，其董事会计划在公众咨询期结束后，于明年2月批准这一草案。
PPI的原则，包括“信息公开推定”，是值得欢迎的举措，但还不够。该政策包含了诸多例外情况，以至于该披露哪些亚投行的文件，最终是由行长来决定。
现行的ESF（2016年）虽包括两段关于信息披露的内容，但并未提到公开发布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等文件的基本时限。相反，ESF要求文件应“及时”公开或“一得到就公开”。这样的漏洞，显然允许金融或公司利益凌驾于公众事先了解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利益之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亚投行的欧洲股东，曾呼吁该行采取有关在规定时限内，公开披露环境研究及其他相关文件的明确规则。亚投行则是以量身定制、适合西方口味的措辞和术语回应之，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方面的内容往往是肤浅而不精确的。
拟议的框架在应对通过商业银行和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中介进行投资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方面，也非常薄弱。即使这些机构在亚投行的支持下，为高风险活动提供资金，它们也无须公布有关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具体信息。
为了防止和减轻伤害，亚投行应确保在项目批准前，在仍有机会影响结果的情况下，充分披露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包括土地征用和安置计划。但是，ESF修订草案表明，亚投行打算将问责责任委托给未来客户。
除非彻底修改草案，否则我们将错失在亚投行项目中促进透明治理、公平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机会。更广泛的风险是，在国际金融机构竞相争夺投资机会之际，亚投行的做法会促使各方普遍降低环境和社会标准。
气候紧急情况和不可逆转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已达到临界水平，而许多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空间正在缩小或完全消失。亚投行缺少透明度，可能会使糟糕的情况雪上加霜。
透明度与公共参与，对于管理这些项目的风险至关重要。但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推动力量和最大股东中国政府在没有制衡的政治环境中运行。它日益加强对国内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权甚至公共卫生的捍卫者，让他们无从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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