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翅鸟与马来虎 ——婆罗洲马印边界高地人的尴尬处境-卦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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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幸拜读荷兰奈梅亨大学司徒凤（Lidya Lestari Sitohong）于2022年3月完成的精彩论文《加里曼丹边境区域发展背景下的跨境互动》。论文生动地描绘了加里曼丹边境，克拉扬（Krayan）高地社区的生活，并对正式和非正式的跨境交流提供了独特见解。

在印度尼西亚决定将首都迁往加里曼丹之前，此地一直被视为印尼的边疆。加里曼丹的内陆地区，尤其是与马来西亚接壤的高地，可谓人烟罕及的边荒地带。克拉扬高地被层层山脉包围，位于婆罗洲中心，海拔760米至1200米。与婆罗洲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河流由于湍急而无法用于通往低地的常规交通，使得此地与加里曼丹其他地区相对隔绝。

由于地形原因，克拉扬高地的人们无法轻易前往印尼其他地区。航空运输是唯一的出路。高地的小镇隆巴万（Long Bawan）有数个转机航班飞往努努根（Nunukan）、打拉根（Tarakan）和马利瑙（Malinau）等市镇。基本上，从其他印尼城镇获得现代生活的必需品是很困难的。

有意思的是，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通过砂拉越的峇加拉兰（Bakelalan）。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和沙巴，与印尼的北加里曼丹被绵延的卡扬门达浪（Kayan Mentarang）国家公园隔开，边境地区覆盖着大片原始雨林，有丰富的动植物群。跨境交流的唯一主要通道，则是克拉扬高原的隆巴万。

与峇加拉兰的跨境联系，实际上打开了克拉扬人连接现代世界的大门。克拉扬当地人时常从马来西亚购买日常用品以满足基本需求，包括汽油、糖、食用油等。有时，他们也在马国做零工以赚取额外收入。跨境通婚在这里也很普遍，边境社区之间通过姻亲建立了广泛的亲属关系网络。

阿丹（Adan）米的出口是此地跨境交流的特征之一。阿丹米是一种来自克拉扬的著名高地大米，质地独特，分别有白色、红色和黑色品种。黑阿丹米以独特的甜香和美味享有盛誉。阿丹米在印尼可是获得“地理标志”的认证和保护。此标志注明它由于产地的关系而拥有的品质、声誉或特征，其他地方的大米不得仿冒。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殖民时代之前，高地人其实生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里，说着同一种语言，分享着同一种文化。然而现在，高地人被国界人为划分，居住在边界线各方的高地社区，被赋予不同的名称：沙巴的Lundayeh、砂拉越的Lun Bawang和加里曼丹的Dayak Lundayeh。在马印两国成立后，与砂拉越的族人相比，那些被“分配”到加里曼丹领土的人们的变化和发展，相对缓慢和有限。

司徒凤的长篇论文探讨了在边境地区发展背景下，加里曼丹与砂拉越的互动。独特的是，司徒凤仔细研究了克拉扬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看待边界，以及他们如何解读民族主义。

边界的划分确实改变了高地社会。最让我触动的是那些跨境到马国工作的克拉扬人悲伤的故事。

司徒凤的报告提到，一些克拉扬人在马国受到“不愉快的对待”并且被“看不起”。他们觉得自己被认为是“低等”和“低种姓”的人。这与另一位研究人员馬修·阿姆斯特（Matthew H.Amster）的发现相呼应。阿姆斯特在2000年代在Kelabit高地进行研究，描述克拉扬人如何被边缘化并被贬低为“外人”。司徒凤甚至记录了一个可能侵犯人权的极端案例：“我们像奴隶一样工作，我们完成了工作，但没有得到报酬。”

“胸怀金翅鸟，腹藏马来西亚”。司徒凤将这句话作为她论文的副标题。金翅鸟（或可直译迦楼罗）是印尼的国徽，此话精准地描述了克拉扬人的尴尬处境。起初，我认为马来虎作为金翅鸟的对应词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但后来我意识到，没有具体证据表明婆罗洲存在老虎。好吧，无论如何，金翅鸟本身也只是一只神话中存在的鸟。

若要延伸想象，句子里的动物换成鱼尾狮似乎也没有违和感。通过人为划定的边界，人们创造了“国家”这个虚构的事物，并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对在婆罗洲不存在的动物的归属感。约翰连侬高唱着“想象一下没有国家会怎样”，但其实“国家”也不过只是想象。

像约翰连侬一样沉迷于一个没有国界、所有人都和谐相处的理想世界，是个很诱人的事情。然而，考虑到所涉及的广大地区，我们很难想象这种理想世界的政治结构。国家的存在，无论是以金翅鸟、马来虎还是鱼尾狮为象征，都是理性和道德权衡的结果。国家提供行政、法院、警察等治理体系，保障人民安定生活。

印尼快速权力下放未对加里曼丹产生积极成果

有些人可能会试图想象，如果殖民者没有出现在婆罗洲，历史会如何演变。原住民可能有机会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出一个繁荣社会，但由于地理限制，我们不太可能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婆罗洲国家。更有可能，大岛会分裂成许多领地，并会有更多边界，甚至冲突和战争。事实上，偌大的婆罗洲从未被置于统一的政权之下，除了二战期间日据时期的松散体系。

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则针对马国所属的婆罗洲二州提出权力下放的想法，提倡将权力重新分配给较小的行政单位。然而，在没有合理清楚地了解重新分配权力的后果的情况下，从根本上拆除当前的权力结构，可能是危险的。21世纪初期，印尼在加里曼丹的快速权力下放，并未在治理方面产生积极成果。由于地区一级的决策缺乏制衡，导致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更加猖獗。

考虑到假设的复杂性，要合理地评估不同的设想，非常具有挑战性。然而，我们不妨采取更大胆的举措来探索一个更全面的治理体系，促使各国更密切地、自愿地合作，改进和完善现在的边境治理。目前的制度设计是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并不一定比其他治理方式更适合婆罗洲。

印尼迁都的举动，可能会促使各国重新审视对婆罗洲领土之间的合作。金翅鸟也好，马来虎也好，毕竟人类比动物更懂得为了长远利益而合作，更何况是语言文化同根同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