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买加、卢旺达、马歇尔群岛和蒙古都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而它们的碳排放量在全球仅占极小比率。今年,它们的经济又受到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然而,这些国家都按照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要求,在今年底的期限之前,向联合国提交了最新的气候计划。
换句话说,对气候危机作用最小的国家,现在最致力于解决气候危机。这应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立下了典范;美国本应在12月31日午夜前提交其减排计划,至今却仍然没有定论。
除了气候计划,《巴黎气候协定》还呼吁富裕国家通过财政援助支持气候行动。迄今为止,这项支持行动也本应在2020年底前落实,但现在却仍然远远跟不上进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算,国际社会所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只有大约790亿美元正陆续划拨给最需要的国家。
弱势国家已感受到气候变化对财政的影响。据联合国数据,在过去10年中,气候脆弱性使这些国家的债务成本增加了600多亿美元。出于同样的原因,预计未来10年的利息支出将扩大至1680亿美元。风险最大的经济体务必立即注入流动性,同时进行债务重组和减免。
如今,冠病疫情正在加剧这些经济困境,而且很显然这不会是这类大流行病最后一次暴发。毕竟,气候变化、森林砍伐及自然栖息地遭受破坏,增加了暴发新病媒传播疾病(vector-borne diseases)的风险。
发达经济体有责任帮助确保发展中世界不会陷入债务泥潭,以及不会受到冠病疫情和气候变化相互交织的威胁所打击。此外,除了帮助弱势国家,它们还须重新考虑自身的冠病疫情复苏计划。
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投入数万亿美元的复苏计划,正令应该为污染负责的行业获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20年《世界经济展望》也强调,二十国集团(G20)国家有责任实施减缓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增长的计划。一个关键点是政府须明白,如果我们想要确保子孙后代的世界更加安全,那么更好更绿色的重建,绝不应仅仅是制定未来一年的政策。
弱势国家已受够了不作为。它们也不只是简单地要求帮助,而是致力于以身作则。例如,菲律宾中央银行最近采纳了一个可持续金融框架,以保护金融体系免受不断变化的气候风险所影响。新框架鼓励银行开始为实际气候和转型风险定价,并重视气候韧性和低碳机遇。此外,菲律宾央行必须披露自身的环境风险敞口,这可能导致未来将化石燃料等特定资产排除在其政策之外。10月底,菲律宾更暂停了建造新的煤电厂。
在全球范围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与G20合作,通过降低与绿色项目有关的成本,为贫穷国家吸引更多投资。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誓言重建美国,使其成为一个致力于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等多边协定和国际法的国家。美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地位固然值得欢迎,但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它仍须提交最新的气候计划。
冠病危机突显采取更有力措施的紧迫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发行了战争债券,为冲突及随后的复苏融资。类似的工具可以用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摆脱与疫情和气候相关的灾难。此外,主要开发银行和私人投资者应发挥领导作用,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关于全球投资从污染性能源转向清洁能源的愿景。
气候行动不能再拖延了,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必须行动起来,效仿发展中国家所树立的榜样。真正的领导者不是那些喊得最大声或推特发得最多的人;真正的领导者是那些兑现承诺的人。我们敦促富裕国家在年底之前提交最新的气候计划,并履行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所作的其他承诺,这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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