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拥有162年历史的罗敏申百货集团宣布申请清盘,顿时引起不少想趁机捞便宜货的小市民的关注。许多人蜂拥到位于乌节路麒麟大厦及莱佛士城的两家门市店铺捡漏。街头巷尾以及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民众和网友的怀旧及感叹。
这不期然让人想起本地另一家老字号百货品牌然利直(John Little),在2016年年尾关闭最后一家分店走入历史的情景。事实上,然利直倒闭时已经归属罗敏申集团所拥有,而后者又是为总部在迪拜的零售业集团雅富腾所掌控。
莱佛士爵士在200年前利用外交手腕及可疑花招,将新加坡从土著首领手中骗到手之后,大言不惭地这样写道:“我们的目标不是领土,而是贸易。”在富有远见的莱佛士眼里,这个不为包括当时在此区域拥有军事主导地位的荷兰人在内的所有人所看好的,一个沼泽四处、毫不起眼的小岛,俨然就是一座连结东西方,让天下万商云集、互通有无的“英保良”。
莱佛士是代表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东来的。随着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英国政府又取消它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东印度公司最后只能走向破产的道路。从1830年开始,槟甲坡三州府所在的海峡殖民地,隶属印度总督管辖范围。
从1867年4月1日开始,海峡殖民地成为英国殖民部所管辖的直属殖民地。在1858年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解除行政权力之前,它实际上拥有替英国政府对殖民地行使的统治权以及相应的军事职能,完全不是一个纯粹的商贸企业。
在英语表达中,罗敏申被形容为具有新加坡百货公司德高望重的老夫人地位(Grand old dame),开创于1858年2月1日,而创立于1845年的然利直,则无可争议是新加坡最早成立的百货商店。
然利直也比罗敏申存在得久一点;如果从1842年,年仅18岁的苏格兰人John M. Little和他的亲戚,联手在当时被华人称为“土库街”的商业广场(后改称为莱佛士坊)开始的零售生意算起,前前后后它在新加坡一共延续了174年。
世上没有永远不倒的帝国,当然也包括所谓的商业帝国。在新加坡岛上来来往往的商号中,我又想到另外两个走入历史丛林的店家,巧合的是,它们都在12月1日开业:一个是百货店,另一个是书局。但它们都是由华人创立的本地商号。
54年前的1966年12月1日,在莱佛士坊出现了一家专营中国商品的百货公司——东方百货有限公司。东方百货公司开设在莱佛士坊一座七层楼高的旧殖民地建筑里,开张翌日的《星洲日报》如此报道:“东方百货有限公司果如朝阳从东方喷薄而出,为中国百货在新加坡的发展前景,抹上第一道绚丽的姿彩。”
仅仅相隔两年,1968年1月15日,又一家现代化、设计新颖的东风百货有限公司在水仙门开张营业。东方百货以及英保良(Emporium)集团在其鼎盛时期,在新加坡共有31家百货公司门市,在全马来西亚拥有64家百货超级市场,曾经是许多新马民众的共同记忆。在1985年全球经济萧条时,英保良难以抵挡大势,1987年宣告遭清盘师脱售所有资产。
95年前的1925年12月1日,在水仙门大葛街13号中华商店的楼上,上海书局正式开张营业。书局甫站稳脚跟,旋即向南洋其他地区开拓营业点。1926年年底,上海书局先在吉隆坡苏丹街中华第一商店内开设分局。1928年下半年,上海书局又在荷属印尼爪哇泗水琴底安街开设分局。
1929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实行改组、扩大营业,迁至小坡大马路桥北路349号,并开始兼营文教用品。受19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上海书局泗水分局于1932年结束营业。1933年11月3日,在现今雅加达的班芝兰街7号,吧城上海书局重新开业,“经营中西书籍文房用具事业”。1935年,上海书局吉隆坡分局迁至苏丹街31号,扩大营业,亦开始兼营文教用品。
1972年6月1日,新加坡上海书局结合业务发展的需要,扩大门市,迁至维多利亚街81号继续营业。在1975年上海书局50周年店庆时,上海书局在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三地均设有门市部;业务分布在新加坡、吉隆坡、香港三地的上海书局,还各自设有图书批发部和邮购部,方便本埠和外埠同业及读者选购各种图书。
1990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再度搬家,迁入书城百胜楼。上海书局最终于2001年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合股,成立中图(新加坡)上海书局。公司最后在2009年5月8日,被新加坡高等法庭宣判清盘结业,并于当年年底关门谢客。
毋庸讳言,东方百货和上海书局当年在本地区的兴盛,离不开本地华人对它们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热烈支持。
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初年走“实业救国”道路,以及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及亚洲各国虎视眈眈、各地人民保家卫国的抗敌热情高涨的年代,购买“国货”(中国商品)成为当时华人侨民支持中国政府的务实举措;不少华人资本家也恰到好处地利用普罗大众这种民族主义热忱,纷纷以“国货”为号召,推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从本地早期华文报刊上刊登的汗牛充栋的商业广告,就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隶属不同意识形态、信奉不同价值观的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所展开的商业竞争已经远远超越科技力量与人脑智慧的博弈范畴。现实的大国政治较量,促使传统的在商言商之道,变得十分的不单纯。然而,不论这世界在刮东风,还是在吹西风,现代百姓生活必需品之取得,终究离不开商业手段。战争可以是政治的延续,而民生毕竟是最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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