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气候政策的讨论，却鲜有成果可言。与当前全球抗击冠病疫情一样，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最大希望，可能也在于系统科学。通过更好地了解各种网络的运作方式，我们可以设计出利用系统科学实现共同利益的政策。
如今，许多气候政策都试图确定理想的集中干预措施，例如关闭燃煤电厂或提高能源效率。尽管这些措施原则上可以奏效，但它们大多未能带来足够的改变；改变速度也不够快，不能满足自然界的需要。另有一些经济学家仅仅主张利用市场力量，推动气候保护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一些执行封锁措施的国家重启经济，温室气体排放再度增加。
由于疫情的关系，以前仅限于系统科学界的一些术语，如传染率和社交距离等等，现在变成了日常用语。此外，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没有任何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预政策，可以直接消灭冠状病毒。在疫苗问世前，各国政府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创造出不利于病毒传播的环境，让病毒弹尽粮绝。气候政策也应该采用类似的系统驱动方法。
事实上，疫情的许多动态发展，也适用于解决与气候有关的问题。例如，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也具有“传染性”，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传染性”越高越好。当你看到邻居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时，你很有可能也会跟着这么做。太阳能电池板的使用率因城市和社区而异，经济学实际上对太阳能光伏科技的传播没有多大帮助。相反，是公民之间的信任程度和社会结构的力量，而不是可负担性或实用性等经济因素，推动着这种良性“传染”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培养“超级传播者”，以促使更多人使用太阳能。其他可取的社会规范，例如尽快淘汰化石燃料汽车，减少红肉的消费，以及遏制失控的消费主义，都受到相同类型的网络力量的影响。
以煤炭为例，尽管关闭燃煤发电厂的理由清晰明了，但对煤炭密集型社会指手画脚，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虽然征收碳税在理论上可能可行，但事实证明它是无效的。全世界大约有6600个正在运作的燃煤发电机组，还有1100个新机组正在规划或施工中。许多银行已停止为煤炭发电项目提供融资，但仍有少数金融机构支持这些新发电厂，这导致掌握银根的人，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小网络。
一种解决办法是让禁煤更具“传染性”。例如，当煤炭支持者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年度会议，或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的年度旗舰会议时，组织者可以战略性地安排他们的座位，测绘出他们的关系网，并有意地增加他们与遵守不同规范的网络的联系。
各种系统不仅以独特的方式运行，而且还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联系。例如，谁会想到冠状病毒可以使中国在四周内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荷兰一年的排放量。减少细颗粒物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好处，可能超过病毒所造成的破坏。但是，经济上最脆弱的社会成员失去生计，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后果。
气候政策须要处理类似的相互关系。有些人认为，简单地将煤炭换成太阳能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其实不然。能源系统与社会上的其他一切事物，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它能够抗拒变化，而这反过来又会引发其他变化。
这并不意味着只因气候政策过于复杂，决策者就该绝望地举手投降。相反，他们须要超越主流经济学，与了解复杂系统的人们接触，就像他们在疫情期间听取流行病学家和医生的意见一样。
我们不须要放弃现有的气候政策工具，尽管它一直存在缺陷，但我们确实须要扩大这些政策。系统科学是抗疫政策的核心；它也应在气候政策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推动网络效应、打破路径依赖并不容易，但一些国家的政府对疫情的应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测绘和管理网络。
2019冠状病毒疾病危机清楚地显示，变化可以通过网络的变化迅速扩大。持续的疫情在几周和几个月内，带来了各种有好有坏的全球性变化，而气候政策的制定通常以几十年为单位。
我们在面对气候危机时，已耽误了太长时间，传统的政策措施并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遏制排放。通过吸取这场疫情的教训，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另一场紧迫的重大全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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