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在其竞选政纲中,提出的首项政策是要“强化政府治理能力”,显示他接受和回应了社会普遍的强烈要求。香港实行行政主导,行政长官领导的特区政府是爱国者治港的主体,因此首先要强化及提升主要官员团队和公务员系统的治理能力。但要达到此目标,需有效地建设好爱国者治港的体系。
对治港爱国者的要求
经过选举制度的完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设立和运作等措施,中央对爱国者治港的法制化已有相当保障。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去年一篇公开讲话中,又详细列出有关治港爱国者的3个标准和4点要求,以及建立相关制度的5条原则。
但资格审查、公务员宣誓、选举制度的改变、对治港的爱国者提出具体标准和要求等等,都只是入闸条件、程序修订和基本要求而已。新一届立法会和新一届特区政府,将成为一国两制第三阶段的爱国者治港新组合,但这仍未形成一个体系。体系是由许多要素构成,具有一定条理组合而成的整体;这个整体要能够发挥良好的协同效能(synergy effect),而不是松散和能量低的组合。
体系要素的协同效能
爱国者治港体系的要素,包括《基本法》第四章“政治体制”内列出的部分——行政长官(及协助其决策的行政会议)、行政机关(及其设立的咨询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区域组织和公务人员;另外,亦应包括选举委员会和法定机构。
针对栽培治港人才的目标,上述要素的组合现时需要重新评估及改善,方便可以及早识别和培育有素质的人才,并让这些人才在各范畴中流通调动。例如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的角色需重新检讨、其功能已逐渐减弱的咨询组织要重整和加强、各基层组织和团体的素质与功能有待提升等等,如此才可发挥协同效能,增强政府的领导和施政能量。
由1990年代初到2019年发展出来的香港政党政治,到后来反对派因走上碎片化和激进化的道路而全军覆灭。如果政党政治健康发展,应可作为政治领导人才的培育基地和输送渠道,并成为港人治港的重要力量。但选举制度改变之后,政党在立法会的议席比例和影响力大幅削减了。首次成为立法会议员的56人中,30人没有政党或团体背景。而选委会界别的40名立法会议员当中,30人为新任的立法议员,当中20人为独立人士。政党在建构议题、代表部分社会及汇集利益(interest aggregation)方面所发挥的功能,相对减弱;而众多独立议员在政策议题上都各有其个人立张,对政府官员来说会显得相当零散,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沟通及综合整理,大大影响了政策制订工作的效率。而这众多的独立议员没有集体力量,亦不容易推动政府接受其意见。
如何在新阶段发挥政党的作用、如何组合选委会界别众多独立议员去发挥协同效能等等,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
行政长官和其主要官员团队的组成,既没有像西方国家政党那样通过选举和从政活动的长期政治磨练及培育,也不像中国模式的由一个强大执政党建立起来的贤能政治制度(meritocracy)选拔出来。特区政府领导班子大部分成员,是通过官僚系统的行政层级晋升机制而上位,小部分是获邀而被委任的社会人士。前者普遍缺乏政治磨练、修养和理论知识;后者虽具备较强的社会历练和国际视野,但不容易融入官僚系统而发挥较大的作用。
政治领导人才的选拔和培育
要增强行政主导的效能,除了李家超在其竞选政纲所提出的各点外,更重要的,是建设有香港特色的政治领导人才选拔和培育制度,即是在建设爱国者治港体系时,在各个要素和范围发展出包括挑选、培育、晋升、赋权、支援的渠道、过程与方法的一套机制。
政治领导的涵义,有政治素养和领导才能两个方面。在政治素养而言,除了符合一些标准和要求外,也要对深入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家发展规划有经常性的学习,以及对世界发展趋势、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等有基本认识——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要说好香港和中国的故事,就要知己知彼。在领导才能而言,不止是在官僚系统内部运作的行政才干,更要有应对社会和世界急剧变化的心态、知识和能力,以及不断学习的精神。
公务员学院将于今年9月开始,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合作,为香港高级公务员开办两年的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可以加强公务员掌握国情,并将会成为培养未来公务员领导层的重点培训项目。
由于美国不断打压中国,以往资助高级公务员到著名英美大学修读短期高级行政管理课程的做法,估计将会无形中取消;而以往安排高级公务员暂驻多个区域或国际组织的海外进修或暂驻计划,亦很有可能基于各种因素而大幅削减。对于扩阔高级公务员的国际视野而言,这是十分可惜的,或者可以考虑与合适的欧洲著名大学,在香港合办短期高级行政管理课程。
夏宝龙主任提到对治港爱国者的第四个要求是“精诚团结”,即“把全社会的正能量激发出来,从而形成爱国者治港的强大力量和声势”。
顶层设计和政策研究
的确,爱国者治港体系在新阶段应该是包容共济,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不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而不应该鼓励人动辄去翻旧帐、乱派「不爱国」帽子、表演唯我最爱国、对青少年一代不去深入了解,以及对西方世界全面否定、低估和蔑视。如果将大批人士视为「不爱国」而排挤打击,就会制造新的社会对立矛盾。香港既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要保持国际的开放性,仍然需要保留求同存异的多元文化优点。
李家超缺乏像其他资深政务官经过轮调各政府部门所得到的广泛工作经验和政策认识;他上任行政长官之后,在听取保安事务范围以外的各项经济民生等政策主张时,如何有足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综合分析及准确判断其正确与否及可行程度?因此,他更加需要有强的智囊班子协助。而他在政纲提出强化战略谋划、政策研究和整体统筹能力,提升施政效能,反映了他认识到顶层设计和政策研究的重要。笔者认为,这是一国两制新阶段的第四个挑战,将会在这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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