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动乱，不久前我和一个朋友就警察和示威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发生攻防冲突，是不是为了进入校园控制香港国际互联网交换中心（HKIX）的事起了争执。
朋友认定网传警方围攻中大，是为了控制HKIX以阻断或截查示威者通信的说法，是合理的猜测。我读了一些关于HKIX的资料、警方的说法、中大2号桥和吐露港公路当时的情况，倾向于相信那是假信息，目的是为了召唤更多示威者到校园对抗警察。
朋友一句话“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让我很无语。印象中，只有特朗普之流，才会认定自己的判断一定是对的。
多数人总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教育和生活经验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等课题有了理念上的不同，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对事情作价值判断。即使事情超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多数人仍然根据自己的认知看待事情。人们多数时候是固执己见，而非择善固执。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自由化，理论上人们可以无限制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然而，这并没有让世界更包容，反而有极端化的趋势。正如11月3日本栏《作（信息）茧自缚》所提到的，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世界里，信息自由化反而增强了人们的选择性阅读，尤其喜好那些符合自己观点或意识形态的文章，在虚拟空间不断分享同类信息，逐渐把自己包裹在由同类型信息交织而成的信息茧里头。由于很多人固执己见，极端派因此出现。
很多人也开始自认为专家：有病痛的人上网阅读医学信息，求医时自以为比医生厉害；网民读了很多贴子和传言，自以为是消息灵通人士；刚从商的人读了很多创业文章，以为自己也能白手起家。
因为每个人都自认为专家，都认为自己的判断一定是对的，所以自己不愿聆听其他意见，尤其是对立的观点，却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专家，一定要听取自己的意见。
为政者也是政治领域的专家。他们确实掌握了大量信息，否则不可能进入立法议会和成为政策制定者。不过，正如萧伯纳所说：“他很无知，却自视无所不知，政客就是这副德性”，可见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一线之差。
在这种人人都是专家的时代，政治家尤其必须广开言路，因为互联网让长尾效应尤为明显，也就是多元化的声音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就这一点而言，我国政府近年来明显越来越重视收集不同的声音。
当然，政府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广泛咨询公众，是行之有年的事。各个意见团体都希望政府能多听取不同的声音，但也有人认为，凡事都咨询公众意见，降低了施政效率，一些人甚至怀念以前那种速战速决制定政策的时代。
例如有人不高兴政府左咨询右咨询，才决定禁止电动踏板车骑上人行道；研究六年时间才拍板地铁跨岛线在中央集水区地底穿过。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浪费那么多时间，政府认为对的就放手去做。
时代的确不同了，新一代新加坡人更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政府在多聆听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建言，也可以作出更多解释，其实是好事；为此而放慢施政脚步，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政府机关庞大，草拟政策前已收集大量信息，但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声音。为政者广开言路，尤其聆听体制外的少数声音，兼听则明；若传媒报喜不报忧，政治领袖只听到自己想听的声音，也是作信息茧自缚，沦为认定自己的判断一定正确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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