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案掩盖事件再次发生-卦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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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谋杀的有关档案记录最近又被推迟全面公布，让我陷入了沉思。那是58年前的事了。自1992年10月26日国会下令，全面并立即公布几乎所有肯尼迪遇刺档案记录以来，已经过去了比刺杀事件到该法律通过之间更长的时间。

肯尼迪时代的宇航英雄、已故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格伦（John Glenn）起草了1992年的《肯尼迪遇刺档案记录收藏法案》。它规定“所有与暗杀有关的政府记录……都应被推定为立即披露，所有记录最终都应披露”。该法律也规定“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有继续保护此类记录的合法需要”。

国会当时明确规定了可能存在这种需要的情况。保护“目前需要保护”的情报人员的身份就是其中之一。同样，任何“目前使用”的情报来源或方法都应该受到保护。在某些情况下，隐私问题可能非常重要。最后，该法律有条款豁免了与“国防、情报行动或外交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事项，这些事项的披露显然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25年后，上述条款失效，因此法律要求总统证明，“保护军事防御、情报行动、执法或外交工作免受明确损害的重要性，超过了披露信息所带来的公共利益，因此继续推迟信息披露仍确有必要”。10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作出了这一所谓的临时性认证，责成相关联邦机构在2022年10月1日前审查所有剩余的记录，并报告任何仍有此类明确损害风险的情况。

还可能存在哪些“明确损害的风险”呢？在报道此事件时，《纽约时报》提醒我们，“由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的对谋杀案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详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是单独行动”。奥斯瓦尔德和肯尼迪一样，已经去世58年了。如果他真是单独行动，如果57年前的详尽调查确定了这一事实，还能留下什么秘密呢？如果他单独行动，就不存在其他有罪方。当时不存在，29年后不存在，今天就更不存在了。

《纽约时报》对“研究人员和阴谋论者”做了区分，人们可能就此推断，研究人员是那些信任沃伦委员会的人，而阴谋论者则不是。但是，除了少数以捍卫委员会免受其众多批评者责难为职业的人，为什么没有怀疑官方说法的人会对此案感兴趣呢？事实上，《纽约时报》也承认，人们对此很感兴趣，而且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换言之，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阴谋论。他们可以看到，“孤独枪手”的说法，与肯尼迪被该孤独枪手暗杀近58年后，根据法律规定，公开所有未经修订的文件，会在2021年损害国防、情报行动或外交关系的说法，根本难以自洽。

我并不是在指责拜登，或就这些问题向他提出建议并获得接受的机构违法。恰恰相反，我相信他们的说辞：在他们看来，完全披露所有文件会损害军事、情报和外交关系。

这并不难想象。为了便于讨论，假设当时存在一个阴谋。假设剩下的文件，连同那些已经发布的文件，能够确认或导致普通公民确认大多数美国人已经相信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掩盖真相的行为涉及美国政府高官，包括目前负责审查记录的机构的领导人。那么，从逻辑上讲，在接下来的每一任总统的每一个治理团队，都在继续掩盖真相。这难道不是唯一可能损害这些机构当前利益的方式吗？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通过隐瞒记录，政府虽然没有明确宣布，但却已经承认沃伦委员会撒了谎，而且它决意要保护一些卑鄙的秘密。它虽然没有明说，但却承认存在某种阴谋，而且对阴谋的掩盖仍在继续着。如果不存在阴谋，所有记录早就已经公布。看清这一点不必非得是“阴谋论者。”

记住我的话：拜登所确定的2022年最后披露期限是不会得到执行的。歌舞仍将继续。任何记得1963年的人，都不会活着看到美国政府承认肯尼迪遇害的全部真相。而美国民众对民主体制的信心将会继续消退。只有一种方式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公布所有记录，不隐瞒任何内容，而且现在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