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署名庄嘉颖的《面对种族歧视，务必认清问题》文中，更进一步作出同样的批评，甚至称上引社论“利用的言语甚至与美国极右翼相似”，并认为本地存在因肤色、种族与宗教而出现出租房屋、雇佣方面的歧视等。
在此并无定见，其实这也是我虽然极度反感最近歧视少数族裔事件却并未参与联署的原因，但我好奇的是，新加坡是否确实存在结构性的种族歧视？
歧视是人类永远无法消除的毒瘤，但作为个人自发的歧视与整个社会制度性、结构性的歧视仍有巨大差别。比如虽已拿公民多年，但有次我因制止别人插队而被呛“外国人滚回去”，并且我也知道对于“新来者”的歧视是人类共相，但我并不认为新加坡有针对新移民的结构性歧视。这种随机拿“身份借口”来宣泄敌意的做法，与整个社会对新移民在法律、制度与公共意识上的全面歧视具有重大的差别。
与有着悲惨民族压迫历史包袱的国家，比如美国不同，虽然族群与宗教关系极度复杂，并且也易受周边国家族群互动之影响，但新加坡至少并无主流族群对少数族群的严重压迫历史。因此，新加坡并不需要美国的某种意义上的“族群代偿机制”，也即对过去对于非裔族群历史欠债的还债冲动。
就现实而言，我也同样不认为新加坡与美国类似，比如存在非裔、拉美裔因为族群歧视的缘故，而集体从事低端行业的现象。本地印裔同胞在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之中，甚至要比华裔主体更为出色。而本地执法系统是否有像美国那样对待非裔、拉美裔的针对性执法呢？我想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就结构性与制度性歧视而言，虽然即使是美国现在已经废除了那些公然的族群歧视条款，但依然还以某些极为隐蔽的方式来剥夺少数族群的权益，以使其在教育、就业与医疗等诸多方面更难获得政府的公共资源，而这也是美国被批评具有结构性族群歧视的重要根源。
以新加坡人能够享受的最为重大的经济福利——公共组屋政策为例，这项房屋政策最大的受益族群其实是社会的中低阶层，至少我们可以说新加坡的收入底层是此项政策受惠最多者。在其他公共福利方面，新加坡也没有为少数族群获得经济、政治与其他进步设置任何隐性的障碍。
至于以检验一个特定区域族群歧视的试金石——异族通婚来看，通婚几乎可以说是最反歧视的社会行为。据统计，新加坡2018年结婚的新人中有22.4%为异族通婚，比10年前高出5.7个百分点。考虑到新加坡主体民族比例本来就占有七成的现实，这个异族通婚比率已经是相当高了。
退一步讲，从这个趋势来看，新加坡过去即使有族群隔阂，那么也正在大幅度改善之中。此外，这次联署的主要是新加坡年轻学者，而且其中华裔学者占绝大多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在华族知识精英层面，对于新加坡的族群歧视现象也一直处在可贵的自省状态，而非麻木不仁。
然而，即使如此，正如庄嘉颖所言，新加坡族群之间依然存在深层的差异。这是来自文化、语言、宗教乃至其他生活方面的歧异所致。我们日常和巫、印同胞和睦相处，但数千年所累积的不同还是非常轻易地将我们隔开，这从邻里间的咖喱餐之争都可以上报就可知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一种隐藏的潜意识，而这才是一遇风吹草动，族群冲突就会随时放大的根源所在，也是新加坡无论如何都应加以提防的隐藏的结构性矛盾。
新加坡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将族群与宗教和谐视为理所当然之地，它正坐落在整个东南亚地缘政治与宗教族群的爆点之上。因此，一方面我们可能要继续保持我们的族群、宗教个性，但就未来而言，慢慢消除族群间的歧异，打造一个属于全体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才是消除各类歧视的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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