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实施基础现实挑战与未来发展-卦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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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愈演愈烈，成为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波，全球关注，并直接导致香港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中，泛民派对建制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一风波使“一国两制”的实践受到重大挑战，反映了“两制”的内在矛盾，甚至对其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笔者认为：“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两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战略性认同或策略性宽容；哪种成分占主导，是对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相关设想的两种不同解读的主要区别，与中国当政者对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一国两制”在现实中遇到的几次挑战，根源于1990年代后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导致的陆、港双方战略性认同不足，以及策略性宽容的缺乏；“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首先取决于大陆未来对于战略走向的选择，能否使双方恢复或提高战略性认同，如果不能，则取决于双方策略性宽容的实现程度。

两种不同解读

“一国两制”的确是一个创举，它试图让政治、经济、社会管治方式截然不同、本质上非常矛盾的两个体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共存。这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两者的地位并非完全平等，一方处于中央而另一方处于地方、其上没有中立协调与裁判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基础，是“两制”之间要么具有战略性认同，即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欣赏与认可，要么能够实现策略性宽容，即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不得已接受。

“一国两制”的提出者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50年之后就更没有理由变了。基于当时的特定背景以及政治人物的表达智慧，邓小平并没有对这句话进行具体阐释，为后人解读这句话留下了发挥空间，但也留下了分歧。这一分歧的核心，就在于对于“两制”属于战略性认同，还是策略性宽容的认识不同。

很多人都认为，邓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并保证其50年不变，不仅是收回香港主权的策略考虑，更是着眼于中国大陆发展的战略考量：要充分发挥香港的东西方桥梁作用，不仅利用香港吸收西方国家的丰富资金与先进技术，更利用其引进西方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中的优秀成分，甚至可以将香港作为大陆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田，以促进大陆的改革开放。

而邓之所以提出50年之后更不会变，是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双方的体制会越来越融合，最终会自然由“两制”走向“一制”。如果这一理解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大陆对西方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一种战略性认同。有了这一战略性认同，大陆自然就不会想去改变香港的体制，而会想方设法利用香港来促进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来，双方自然能够和谐共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样理解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部分人的理解甚至可能恰好相反。在他们看来，“一国两制”的提出及50年不变的承诺，只是收回香港主权的策略性之计：当时大陆的实力还不足以吸引、影响、改变香港，因而不得不对香港进行策略性宽容；香港回归以后，随着大陆的发展，大陆可以逐步在各方面包括政治体制方面影响香港；50年之后，香港会逐步被大陆同化，因此当然不需要刻意去宣布改变香港的制度了。

按照这一理解，大陆就只会利用香港来吸收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最多借鉴香港与西方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成分（战略性认同的上限），而对香港与西方政治体制则会始终保持警惕态度，时时会提防香港（或西方国家利用香港）对自己进行政治“渗透”，甚至会想方设法对香港实行“反渗透”，逐步改变甚至同化香港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难免产生摩擦与冲突，其冲突的程度取决于双方策略性宽容的实现程度。

两种战略选择

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中，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即战略性认同与策略性宽容在现实中谁占主导，取决于中国当政者对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大陆的内政，与大陆自身的战略走向密切相关。

1980年代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并重：不仅经济体制上淡化计划色彩、增强市场色彩，政治体制上也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并开始实行“党政分开”，探索建立权力分散与制衡体制。这实际上标志着大陆在全面借鉴西方国家的体制模式。如果按照这一改革思路一直走下去，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第一种理解，就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现实，双方的战略性认同会占据主导地位。

经历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大陆1990年代及其之后的改革思路有了重大变化，出现经济体制改革高歌猛进、政治体制确保“稳定”的显著特征：在经济上正式提出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尽管与西方还存在很大不同）；但在政治上不再强调“党政分开”、权力分散与制衡，相反却出现党政重新合一、权力重新集中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尤为明显。

在这种新的改革思路下，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相关讲话的第二种理解更加接近现实，大陆与香港的战略性认同程度降低，而策略性宽容成为维系“一国两制”的主要方面。

三次被挑战的根源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港、陆双方三次大的摩擦与冲突，即“一国两制”遇到的三次挑战，就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根源于1990年代后大陆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导致的双方战略性认同的不足，而策略性认同又未能得到很好的维护。

一是围绕《基本法》23条立法的冲突。香港民众认为，批评大陆政治体制是言论自由与香港体制的一部分，部分人甚至会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对大陆进行政治“渗透”，试图影响、改变大陆的政治体制。

在他们看来，这既是他们肩负的对国家的“使命”，也是确保香港政治体制长期不变的根本保障。而影响、改变大陆政治体制就会威胁大陆的政权安全，在大陆的政治语境中，等同于威胁大陆的“国家安全”，因此必须通过立法严格限制。

二是此次的“反修例”风波。此次风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香港民众对大陆的司法体制的高度不信任，不仅担心修例之后港人在大陆的非政治违法行为，在大陆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审判，更担心其可能会由于批评、反对大陆的政治体制而受到大陆的抓捕，也就是担心大陆的司法体制与政治管制“渗透”到香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修例”是反23条立法的延伸。

三是围绕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的矛盾。这一矛盾由来已久，也是此次“反修例”风波中香港泛民派的“五大诉求”之一。香港泛民派争取的是完全超脱于大陆掌控的、绝对自由的欧美式“双普选”。

大陆则担心这样选举出来的特首与立法会，宽容甚至支持反对大陆政治体制的异见人士，使香港变成异见人士的天堂与“渗透”大陆的基地，威胁大陆的政治体制与政权安全，也就是大陆语境中的“国家安全”。因此，大陆对这样的普选坚决反对，只能接受有条件的、候选人符合自己确定的“爱国爱港”标准的“双普选”。

因此，香港回归以来陆、港双方的三次严重冲突，其基础都在于双方对于对方的政治体制缺乏战略性认同：一方面，港民对大陆政治体制高度不认同；另一方面，大陆当政者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政治体制也不认同，并没有借鉴西方政治体制推进大陆政治体制变革的意愿，相反却对这种意图保持高度警惕。

这就说明，无论邓小平本人讲话精神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前述第一种大陆会借鉴香港与西方政治体制促进自身改革的解读，都显然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可能只是部分人的“一厢情愿”，而后一种解读则离现实更加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大陆1990年代后对改革思路的战略选择的自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双方摩擦与冲突程度的唯一可能，是双方的策略性宽容，即双方认清互相缺乏战略性认同这一事实，意识到试图强行改变对方可能会引发激烈冲突，因此转向自我克制，不去试图改变（至少不去强行改变）另一方。但遗憾的是，这种策略性宽容在现实中也未能很好实现。几次冲突中（特别是后两次冲突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互不妥协，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此一来，“一国两制”遭遇严重现实挑战，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