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日，卡塔尔举行该国首次议会选举，这是卡塔尔继1999年市政委员会选举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选举，也是卡塔尔议会的首次选举。
海湾六国中，卡塔尔为君主立宪制，但君主权力极大。此次选举的协商议会于1972年成立，源于伊斯兰教协商政治传统，作为国家最高立法和咨议机构。但其45名议员全由埃米尔（国家元首）任命，作用有限，难以体现君主立宪的本质。此次议会选举，可否看作海湾国家政治转型的标志?
事实上，此次选举是阿拉伯之春后国内外压力的产物，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君主制的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固。
首先，此次议会选举是卡塔尔改革的新进展。2003年4月，卡塔尔全民公投通过“永久宪法”；2005年卡塔尔的宪法实施后，原定于2013年举行的首次议会选举，在2016年和2019年被两度推迟。因为根据宪法，埃米尔有权推迟选举。2019年6月，埃米尔颁布法令，决定两年后再举行选举。所以说，由于君主体制的限制，选举推迟至今。
但是不能否认，此次选举是卡塔尔改革的结果。2003年卡塔尔公投宪法开启了政治改革的进程，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拓宽了执政基础。多年来，卡塔尔在民主选举、妇女权利、责任政府等方面成果显著，甚至上任埃米尔在2013年主动禅让，是海湾国家历史上的首次，在王位继承方面迈出开创性一步；此次选举可看作是政治改革的新进展。
其次，这是阿拉伯之春的影响。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但这场政治变局对于共和制国家的冲击与影响要远大于君主制国家，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达菲政权土崩瓦解；也门萨利赫政权黯然交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苦苦挣扎、前途未卜；而海湾六国、约旦以及摩洛哥八个君主制国家却安然无恙，展现出极强的君主制韧性。
但阿拉伯之春也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各个君主制国家，使阿拉伯君主感受到民众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强大压力。倘若不进行政治改革，君主制会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甚至导致覆灭，这已成为海湾国家的共识。事实上，“阿拉伯君主制例外”并不完全符合历史，战后埃及、伊拉克、也门、利比亚、伊朗等国君主制先后瓦解便是例证。
最后，这是卡塔尔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背景，实现强国梦的选择。亨廷顿提出的“国王困境”认为，致力于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将陷入一个“根本性的困境”，陈旧过时的传统君主制与其面临的现代化挑战之间，存有无法解决的悖论。这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
卡塔尔等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习俗，其合法性杂糅了传统、宗教、个人等多重因素，能够维持较强的君主制韧性。作为传统伊斯兰君主制的卡塔尔，面对现代化的洪流，全球化的冲击，加之阿拉伯之春的影响，政治转型势不可挡。
同时，阿拉伯之春后埃及等国的相对衰落，海湾国家俨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在此情况下，卡塔尔领导层意识到政治转型和经济多元化的必要性，积极推动国内改革，以实现地区强国的目标。
诚然，此次议会选举也存在诸多局限。
其一，公民选举权有限，不平等现象严重。新选举法根据享有政治权利的不同，将卡塔尔公民分为土著居民、归化公民、新近归化的公民三类；同时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土著居民仅占少数，归化公民只有选举权，新近归化的公民既无选举权也无被选举权，不同公民的选举权有着巨大的差别。
其二，由于议会本身的伊斯兰传统和君主制属性，其权力和作用有限。议会将享有立法权，可以批准国家总体政策和预算案，但无权约束行政机构在国防、安全、经济和投资等领域的政策。显而易见，协商议会只是埃米尔的咨询机构。同时，参选人对社会领域的关注，反而说明议会对政府的约束也仅限于社会问题，在外交、经济等领域形同虚设。
其三，议会选举的真实目的不明确。尽管政治改革不断开展，但对君主和王室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却远不到位，导致维护王室统治与扩大公民参与之间存在张力，不仅未能推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甚至致使社会撕裂。
不仅如此，卡塔尔作为典型的依赖石油的食利国家，其庞大的社会福利，需要民众放弃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才能获得，这形成一种“社会契约”，称之为“幸福合法性”。在民主化的压力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进行政治转型，但民主化的要求又与“幸福合法性”产生巨大的矛盾。这都使得改革的真实目的遭到质疑。
尽管在“阿拉伯之春”的震荡下，卡塔尔等阿拉伯君主国尚能维持相对的政治稳定，但在内部的多元化呼声与外部世界民主浪潮的两面夹击下，其政治稳定性已有所动摇，寻求一个行之有效的改革与发展之路，已成为阿拉伯君主国不可避免的政治课题。
无论如何，卡塔尔议会选举仍是该国乃至海湾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有益尝试，海湾六国到底仅仅是由“家族君主制”转向“共主君主制”，还是向深层次的政治转型迈进，有待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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