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对生育率下降而束手无策的时候，新加坡政府是否愿意拿出类似解决住房问题、水供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来解决人口生育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值得国人和政府深思。
低生育率问题长期困扰着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甚至把人口问题提升到“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首要问题”，这实在值得我们三思再三思！
媒体在6月7日刊登两篇文章，占绍香的《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生育率》和陈鸿斌的《缩减单身群体有效提升生育率》，前者为新加坡的生育率出谋献策，后者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建言发声。他们的良苦用心值得赞赏，当中的一些观察也值得参考；不过，在我看来，他们的办法对于提升生育率问题，不会有“根本上”的帮助。
本人长期关注人口问题，尤其对于新加坡的人口生育问题忧心忡忡。自从我先后发表《可考虑设立人口基金》和《关于人口基金的补充说明》（2012年7月4日和7月9日）后，我一直很关注媒体上对这一课题的讨论和政府的政策动向。迄今为止，我仍然坚持我在2012年所提出的办法——设立人口基金，认为它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新加坡的生育率问题。我的思路和具体内容，有兴趣者请查阅当天的报纸，我在这里摘录要点如下：
一、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专款专用的“人口基金”，基金起始于现有的政府各种奖励配套（政府注入启动资金），主要资金来源应该向单身者和无小孩者征收。庞大的人口基金就能办很多事，专门用来抚养和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大大减轻为人父母的各项负担；同时，单身者和无小孩者也会大大减少。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二、可考虑的征收办法提议如下：凡25岁的单身国民（也许应该包括单身永久居民，因为他们成为公民之后将受惠）上交1%的年总收入（annual total income）为人口基金，之后按年龄每年递增1个百分点直到35岁的10%；35岁到45岁单身时段固定在10%；45岁以后每年递减1个百分点，直到55岁就不用上交人口基金。
任何时候单身人士结婚，政府就送一份礼物给他（因为有庞大的人口基金作后盾），下调其人口基金上交率为5%的年总收入，到45岁时如果还没有小孩，每年递减0.5个百分点直到55岁不用上交人口基金。任何新加坡国民的家庭有了小孩之后，夫妇俩都不用上交人口基金。如此一来，不用多久，我们就能建立起庞大的人口基金。
三、有了庞大的人口基金，新加坡的小孩就有福了，有小孩的家庭就会大大地减轻负担。政府应该专款专用，量入为出，适时实施如免费幼儿看护、免费教育、免费儿童医疗等措施。国人因此也会向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年轻人在耳闻目染之后，也会提升结婚率和生育率。假以时日，社会健康运转的良性循环就有可能出现。
要实行这个政策，考验的是政府领导人的政治决心。正如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CPF），同样在于政府领导人的政治决心。1968年，政府引入中央公积金制度，可以支付组屋的首付款以及月供，进一步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拥有自己的住所。
虽然刚开始困难重重，但是结果很让人鼓舞，政府组屋的覆盖率从1959年的9%，一跃至目前的超过80%。当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还在为住房问题伤脑筋的时候，新加坡已经基本上实现“居者有其屋”了。
所以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设立人口基金须有长远的眼光和政治决心。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对生育率下降而束手无策的时候，新加坡政府是否愿意拿出类似解决住房问题、水供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来解决人口生育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值得国人和政府深思。
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刊登于今年5月7日《瞭望》杂志的《北欧国家为何成了生育优等生？》（作者杨舸，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作者把生育“优等生”的法国、瑞典、丹麦等国的相关政策，归功于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体系不仅普惠国民，而且足够慷慨。
二是深入人心的中立性别观念在生育和养育环节得到了体现。（慷慨的父母育儿假）
三是普遍主义与平等主义引导了“去家庭化”理念。（更多的国家与社会抚养责任）
四是以推动女性充分就业为目的来平衡职业与家庭。（多样化的幼儿保育模式，促进女性充分就业）
总之，作者杨舸把一些北欧国家之所以成为生育优等生的最主要原因，归功于高福利政策，政府用了许多预算来解决人口生育问题。
然而，新加坡不是，也不应该是高福利国家。虽然如此，不等于我们就不能够实行他们已经证明有效的政策。不就是钱的问题吗？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政治决心，来设立专款专用的“人口基金”。如果把人口问题看作是关乎生死的国计民生，我们自然就会去作，只要好好宣传，设立人口基金的政策，就能够得到国人的谅解和支持。
否则，我们总是在做一些隔靴搔痒的事情，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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